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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研析|淺析資管業務合規性對合同效力的影響——以資管新規為切入點

發布日期:2019-05-06    來源:泰和泰律師事務所  瀏覽次數:897
核心提示:泰和泰研析|淺析資管業務合規性對合同效力的影響——以資管新規為切入點
 

2018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了《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業內稱其為史上最嚴“資管新規”。

伴隨資管新規落地,資管行業進入“陣痛期”。筆者在提供金融法律服務過程中,明顯感受到資管業務開拓艱難。以信托行業為例,截至2018年4季度末,全國68家信托公司受托資產減少到22.70萬億元,較2017年4季度末下降了13.50%。信托業務收入為250.85億元,比2017年4季度275.31億元下降8.88%[1]。除對業務量產生直接影響外,筆者注意到,自從資管新規出臺后,金融機構特別關注交易結構是否存在違反資管新規的合規性問題。在受托出具論證資管業務交易結構合法合規性問題的律師意見時,交易結構的合法性和合規性一般作為兩個問題分而論之。交易結構即使存在合規瑕疵,也一般沒有上升到影響合同效力的層面。

但是近期網絡上有觀點認為違反資管新規將導致合同無效,引發了筆者的思索。筆者通過裁判文書網等網站進行搜索,篩選出由最高院二審終審并對資管新規進行了明確論述的判決文書。雖然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但是每一份判決都值得尊重,特別是最高院判決,在司法實踐中,后續類似爭議可能會大量引用該等案例,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一、相關司法判決

(一)法院僅闡述資管新規,但沒有作為論證合同效力的依據

2018年6月27日,《南昌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內蒙古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6)最高法民終215號

 

這是最高院最早主動提及資管新規的判決書。判決書中,雖然爭議雙方并未以資管新規作為相應主張的依據,但是最高院卻在認可涉案合同效力之后,專門另起一段,通過對資管新規的解讀,對雙方當事人今后業務開展進行了“教育”。判決原文為“從該監管新規來看,監管部門對于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實行穿透式監管,禁止開展多層嵌套和通道業務。而本案當事人的交易模式確實存在拉長資金鏈條,增加產品復雜性之情形,可能導致監管部門無法監控最終的投資者,對交易風險難以穿透核查,不符合監管新規之要求。因此,本案各方當事人今后應嚴格按照資管新規,規范開展業務。”

 

此處可以看到,最高院在對資管業務爭議進行審查時,已經主動關注資管新規,代表了最高院對于該規定的重視態度,對后續的相應案件審理奠定了相應的說理基礎。

 

(二)法院在審查合同效力時將資管新規作為論述依據

1、2018年6月29日,《北京北大高科技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光大興隴信托有限責任公司借款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5)民二終字第401號

 

本案中,北大高科公司主張光大興隴信托根據包商銀行的委托,設立單一資金信托向北大高科公司發放信托貸款,包商銀行為了取得高額利率而通過信托公司放貸這一行為,屬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形,因此主張《單一資金信托合同》和《信托資金借款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情形而應屬無效。

 

法院經查,認為“貸款年利率為11.808%,逾期還款利率按上述利率加收50%罰息即17.712%,但均未超過法律準許的利息上限。案涉信托貸款本金來源于包商銀行,借款人北大高科公司系包商銀行指定,光大興隴信托既不主動管理信托財產,也不承擔業務實質風險。因此,案涉信托貸款屬銀信通道業務。銀行通道業務在滿足居民和企業投融資需求的同時,也存在部分業務規避監管和宏觀調控等問題。根據當前國家金融監管原則,金融機構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產品提供規避投資范圍、杠桿約束等監管要求的通道服務。具體而言,商業銀行應還原其業務實質進行風險管控,不得利用信托通道掩蓋風險實質,將表內資產虛假出表;信托公司應確保信托目的合法合規,不得為委托方銀行規避監管規定或第三方機構違法違規提供通道服務。但本案所涉信托貸款發生在2011年,屬上述金融監管政策實施前的存量銀信通道業務。對于此類存量業務,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于2018年4月27日聯合發布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106號)第二十九規定,為減少存量風險,按照“新老劃斷"原則設置過渡期,過渡期設至2020年底,確保平穩過渡。據此,本院認為,北大高科公司所提案涉信托借款合同系商業銀行為規避正規銀行貸款而借助信托渠道謀取高息并構成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上訴理由,沒有法律依據。案涉《單一資金信托合同》和《信托資金借款合同》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本院對北大高科公司有關合同無效的上訴請求,依法不予支持。”

 

2、2018年6月29日,《深圳市西麗報恩福地墓園有限公司、光大興隴信托有限責任公司借款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5)民二終字第393號

 

本案與上一案件案情相似,深圳西麗公司主張案涉《單一資金信托合同》和《信托資金借款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情形而應屬無效。最高院的裁判理由、判決結果與上一案件基本一致。

 

3、2018年9月5日,《江蘇省國際信托有限責任公司、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7)最高法民終478號

 

此份判決是目前最高院對于資管新規論述最詳細的一份判決。本案中,農行昆明分行提出案涉《轉讓協議》因違反金融監管政策而無效的主張,法院未予支持。但是最高院在判決中明確要求對于此類涉及公共政策的監管規定,作為金融機構的當事人須在簽訂、履行同業業務合同時予以嚴格遵守,人民法院亦應在審查相關合同效力時,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予以充分的考量。

 

最高院認為:“本案中,農行昆明分行主張《轉讓協議》因違反金融監管政策而無效。此項主張能否成立,應圍繞國家金融監管政策的實施,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進行審查。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深化整治金融業市場亂象,國家近年來發布實施了一系列重要金融政策和監管措施。……《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106號,以下簡稱《資管業務指導意見》)等金融監管文件,……對于此類涉及公共政策的監管規定,作為金融機構的當事人須在簽訂、履行同業業務合同時予以嚴格遵守,人民法院亦應在審查相關合同效力時,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予以充分的考量。……《資管業務指導意見》第二十九條規定,“按照‘新老劃斷’原則設置過渡期,確保平穩過渡。過渡期為本意見發布之日起至2020年底,對提前完成整改的機構,給予適當監管激勵。過渡期內,金融機構發行新產品應當符合本意見的規定;為接續存量產品所投資的未到期資產,維持必要的流動性和市場穩定,金融機構可以發行老產品對接,但應當嚴格控制在存量產品整體規模內,并有序壓縮遞減,防止過渡期結束時出現斷崖效應。”據此,在整治金融市場亂象的過程中,監管機關對存量業務與新增業務采取新老劃斷的差別化處置政策,存量業務應在過渡期內予以清理并在到期后結清。本案《轉讓協議》系于2012年12月6日簽訂,所涉業務在上述金融監管文件出臺之前即已存在。江蘇信托公司提起本案訴訟,請求農行昆明分行履行《轉讓協議》并承擔違約責任,屬于清理存量業務。現行金融監管政策允許《轉讓協議》這一類的存量業務合同繼續履行,有助于穩定相關市場預期,維護金融市場交易安全,也表明由此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處于可控制的范圍之內,不構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等合同無效的情形。”

二、結合司法判例引發的思索

因最高院在上述兩個判決書中的裁判說理內容中,對于合同效力的審查部分詳細論述了資管新規,據此,實務界中有部分觀點認為:案涉協議有效主要是因為其在資管新規之前即已存在,且該類規定均設置了過渡期,存量業務須在過渡期內予以清理并在到期后結清,而當事人爭議所涉的交易屬于清理存量業務。但是過渡期結束后,相應合同就可能無效了。

 

對此,筆者個人認為,通過上述判決說理部分可以看到,法院在進行合同效力問題證成時非常謹慎,在對包括資管新規在內的金融監管政策進行了充分的論述后,最終對于合同效力的認定還是落腳到是否違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

 

對于合同無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了五種情形,即: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其中,對于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情形,必須是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中的效力性規范才會產生合同無效的后果。

 

結合筆者代理的資管業務爭議案件和裁判文書網搜索的相關案件,當事人一方一般是主張因案涉協議違反了相關監管規定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或是“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而要求法院確認合同無效,以此要求相對方返還投資款,以期達到不用承擔因投資失敗產生的損失的目的。但是鼓勵交易是合同法的重要精神,基于維護交易安全和金融秩序穩定的原則,法院在進行合同無效問題的認定上都很嚴謹,一般不輕易否定合同效力。

 

筆者個人認為,因資管業務爭議而主張合同無效的糾紛中,認定合同無效的落腳點和核心應為《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雖違反金融監管政策,但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等合同無效情形的,不能因交易存在合規問題而直接認定合同無效。但是,正如最高院在上述判決書中所說的,要求法院在審理金融機構簽署的相關合同效力時,對于涉及公共政策的監管規定,要結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予以充分的考量。

 

金融監管政策因時、因勢而出臺,面對大量監管政策,當事人或者法院很難論證涉案合同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據此,筆者建議,強監管的形勢下,資管機構宜對業務合規性問題保持更高的關注,避免因合規問題而對合同效力產生不利影響,以維護金融交易穩定及自身合法權益,從而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作 者:易 思 律師

業務領域:信托、銀行等資管機構非訴專項、私募基金、公司商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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